上面的情节来自“2022阿根廷电影展” 中的两部电影《杰出公民》和《宝琳娜的选择》。不同于上世纪90年代阿根廷电影的“出走和逃离”主题,当代阿根廷电影中更多的是“重返和回归”。

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,“还乡”似乎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,无论是《荷马史诗》中奥德修斯长达10年的归乡奥德赛,耶稣在家乡遭到的耻笑,还是哈代的小说《还乡》中的理想幻灭。虽然中国人相信“衣锦还乡”,但同样也叹息“得道莫还乡”。

但在拉美,“还乡”似乎代表着某种自杀意味。秘鲁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巴尔加斯·略萨曾经从欧洲回到秘鲁参加总统竞选,在遭受了3年连续不断的死亡威胁后宣告失败;哥伦比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西亚·马尔克斯曾回忆自己回到故乡阿尔卡塔卡——马孔多的原型——的经历时这样说道:“我再也不会一个人回去了,特别是在《枯枝败叶》出版以后,那些老上校们个个都像要掏出枪跟我来一场特殊的个人内战”。事实上,自从《枯枝败叶》《百年孤独》等书籍出版后,马孔多就成了“拉丁美洲的完美比喻”,同时也成为暴力、死亡和孤独的代名词,和一个充满厌世与慕死意味的孤独迷宫。

《杰出公民》的主人公丹尼尔的身上携带着马尔克斯和略萨的双重映像,他靠着以家乡小镇为中心的写作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,在欧洲过着富豪作家的优渥生活。然而,水池中火烈鸟的美丽尸体,正是他处境的写照:创作灵感寂灭,如同一具美丽的尸体。于是,他回到了故乡萨拉斯——一个阿根廷小镇,这里是他灵感的源泉和文学的心脏。

当然,这个小镇一开始并不是以马孔多的面目出现的,而是一片宁静详和的田园风光,40年未归的丹尼尔感受到倦鸟归林般的安适。接下来邪魅十足的土味仪式,诸如消防车上与选美皇后的、羊头家宴、高乔(阿根廷潘帕斯草原牛仔)服饰、妓院猎艳等,颇有“世上已千年,镇上才一日”的怀旧感。但几个细节,让我们感受到时间的停滞。一是镇政府墙壁上的庇隆和艾薇塔照片,显示小镇的时间至少停留在半个世纪前。

另一令人印象深刻的情节是小镇上的画作评奖,居然成了宗教、行政和帮派之间“你死我活”的力量角逐,而丹尼尔对公平的坚持,将这三大势力全部得罪。这个评奖与片头处的诺贝尔评奖形成了一对有趣的对照。

在镇上的短短三天, 丹尼尔已经变成了过街老鼠,他被行政势力放逐,被“文艺帮派”围堵,被热情的邻人怨怼,被发小枪击,最后自然成了黑暗荒原上任人宰割的猎物。在这里,影片由喜剧、闹剧突然转向了悲剧。小镇的人无法离开,他却无法回去;他只能书写它,却无法改变它,更无法拯救它;他不是救赎者,只是一个幸存者。

有趣的是,结尾处的子弹,是杀死他(有胡子的)旧我的武器,也是令的新书受孕的“”。

一个并非巧合的时间点是,作家40年没有回故乡,而40年前的上世纪70年代中期,正是庇隆去世、阿根廷四分五裂、将发生军事政变的时期。虽然丹尼尔被塑造得如先知和圣人一般,但事实是,他离开了,是小镇的人们承受了一切。和马孔多一样,丹尼尔的故乡萨拉斯镇被影片导演隐喻为“国家的肖像”,也是对高傲的阿根廷人的一个嘲讽,因为虽然拉美一共有6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,但阿根廷没有。

如果说丹尼尔的还乡是为了突破艺术困境,《宝琳娜的选择》中宝琳娜的还乡就是为了道德困境;前者的母题是“杀圣”,后者是“圣灵感孕”,两者都源于自我救赎的诉求。此次“2022阿根廷电影展”中,有几部电影中的主人公都靠着“重返马孔多”获得了自我救赎。那么,死亡之地的马孔多是如何被赋予了“救赎”功能的呢?

在《阿根廷迷思》一书中,作者亚历杭德罗·格里姆森用“神话癖、说谎精”来反思阿根廷人的劣根性:想像代替现实,激情胜过理性。从这个意义来说《宝琳娜的选择》带着奔赴大地、发现真相的强烈现实主义意味。命运取决于个人的选择,影片的结构也由主人公宝琳娜的四次选择决定。

开头处,她选择放弃博士律师的大好前程,到家乡讲授“民主形成和权利传播”课程;第二次,当她在乡村遭到,她选择回到乡村继续教书;第三次,当她知道她的人是谁时,放弃起诉;第四次,当她发现自己怀孕,决定保留这个孩子。

特写镜头构成的长镜头长久地凝视着宝琳娜好看但不施粉黛的面孔,她教书的脸,她被后的脸,她反抗父亲时的脸。而她的显明的白人面孔与课堂上的那些混血面孔形成对比,她教书的地方是阿根廷北部省份米西奥内斯,这里是阿根廷、巴西、巴拉圭的三国交界之处,因此几名犯的脸上都带着印第安人、黑人的混血痕迹。加上该地区的贫穷与荒蛮,使得影片中的阿根廷完全迥异于阿根廷人“欧洲飞地”和白人国家的自我身份预设。

片中有一段是一个穆拉托(黑白混血)女孩薇薇的自述:她14岁被自己的舅舅,生下了儿子。,是拉美的“元叙事”。航海大发现和殖民过程,本就是一种入侵,意味着现代拉美就是“”的产物。白人女性宝琳娜的被,某种程度上是历史的重演和土著的复仇。而宝琳娜选择留下腹中者的混血孩子,意味着她选择“接受现实”,接受当下,接受美洲的历史。但宝琳娜并不是一个当代“圣母”,她不是救赎者,只是个“接受者”。她甚至不是乌拉圭思想家何塞·恩里克·罗多呼唤的空气精灵“爱丽儿”式的美洲青年,否弃肉身和物质,过着“爱与美”的精神生活。她相信身体和行动胜过相信法律和道德,她是用爱来反叛“暴力和权力”。

影片最后一幕是宝琳娜坚定走在乡村路上,她平静的面孔迎着镜头一直向观众走来,直到充满了银幕,几乎气息可闻。她持续地走向镜头,走向观众,走向现实。她不仅回到马孔多,而且留在了马孔多。

但马孔多不仅是世界上的某个地方,如马尔克斯所说,也是“过去”,是一片时间碎片——恶时辰。此次阿根廷影展中的另一部电影《霍滕西亚》的时空,就回到了一个模糊的怀旧过往,用略奇幻的方式讲述了女主人公霍滕西亚在失父、失业、失恋的困境中,寄希望于金发男孩和美丽鞋子的故事。在这部阿根廷奇谭中,漏电的暹罗旧冰箱和腐臭的动物标本是父亲的遗物,承担着类似“房间里的大象”功能,片尾处它们的被清除象征着与父权制沉重遗产的告别。

另一部电影《妈妈?妈妈!妈妈》(2020)用儿童视角讲述了一个童话般的故事,时空的模糊,情节的简约,以及田园诗般的复古影像和充斥画面的白人女孩面孔,使影片略去了阿根廷民族性的表达,转而对日常生活进行了放大镜式的银幕书写。在这里,孩子的失踪和死亡只是意外和传说,少女的初潮和孩子的游戏,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仪式。

不同于以往阿根廷电影“始于激情,终于悲情,中间都是苦情”的苦难叙事,《霍滕西亚》《妈妈?妈妈!妈妈》等影片的调性是轻盈的,不仅去历史、去苦难,去民族性表达,而且“加冰加糖加奶”,用高饱和的糖果色影调,童话般的极简故事,讲述了个人的、微观的、内心的情感波澜。然而,这类电影对于外国观众而言,如同进入一个真空地带,略显得情节失序、主题失焦、叙事失重。

没有什么比探戈舞更能代表阿根廷人的爱情关系:蟹行猫步、深沉哀愁、激情四溢。探戈舞就是一场男女用生命自愿投入其中的战争或搏斗。但传统探戈舞也体现了阿根廷的大男子主义,舞步完全由男性主导,女性只是亦步亦趋地跟随和配合。但这次阿根廷影展中几部情感向的影片,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关系的颠覆。

《最后探戈》《霍腾西亚》《鲸之歌》都是“一个人的探戈”,是女性在独舞中的对孤独的拥抱和觉醒。《最后探戈》堪称新世纪歌舞片中的典范,纪实与想像交替、资料与情景复现结合,加上男人与女人、爱情与舞蹈之间的博弈与搏斗,使得探戈不仅仅是情感艺术和舞台艺术,也成为不断被再创造的银幕艺术。

片中,当男人终于离去,女主人公玛利亚开始跟一个黑衣人共舞,这黑衣人完全将自己融入背景的黑暗中,仿佛不存在,又仿佛无处不在,她似在独舞,又似与黑暗共舞。她成了“黑暗中的舞者”,与黑暗共舞,与孤独共舞,与死亡共舞。

这时,探戈舞的性质已经改变了,传统探戈舞中,男舞者决定舞蹈姿势的时间、地点和速度。但在这一段里,男性成了一个追随、附和女性的影子,而女性成为主导者。可以说,对爱情永恒不灭的激情,是阿根廷人的精神“马孔多”。片尾处,当玛利亚独自一人穿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,她红发如火,满面风霜,像一个爱之战的幸存者,一个走出“马孔多”、独步于自己生命旷野的女王。

当然,越来越多人认为,马孔多不仅仅是“拉丁美洲的完美比喻”,巴尔加斯·略萨认为“马孔多的历史浓缩了人类的历史”,而美国学者贝尔-维亚达甚至认为它是“所有人类文明的兴衰历史的一个隐喻”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重返马孔多,意味着回到马尔克斯所谓“种子里”,或者重返柏拉图所谓的“洞穴”,改写基因,重述神话,重塑自我。

宝琳娜回到了故乡,她得到了一个被后留下的孩子,和对这片大地的完整体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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